燃星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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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民族”在哪里？——ethnic,nation辨义

      “中华民族”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这关乎她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出自我们的想象。

      《辞海》“中华民族”条目下的释义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并继续写道，这个民族位于亚洲的东方，有多少人口，数千年来共同生活，近代经历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带领下，建立了独立自主强大的国家云云。

      按照这个定义，蒙古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这些“少数民族”当然属于“中华民族”，但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蒙古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与我国的这些民族有着相同的语言、宗教、生活模式和居住地（符合”民族“定义），仅仅由于政治原因而分数两国，它们就不属于“中华民族”了，或者曾经属于现在却不属于了。“成吉思汗是外国人”，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至少他屠杀了1亿多汉人。但是，居住在新疆伊犁、塔城的俄罗斯族，它们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涌进新疆的白俄的后代，他们凭什么挤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和我们“数千年来共同生活”？

      其实，定义的第一句就泄露了玄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只有先属于中国，才属于中华民族。换句话讲，“中华民族”根本不是“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它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中华民族”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对民族（ethnic）的经典定义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类共同体”。按此汉族、藏族、傣族、瑶族、鄂伦春族等等族群都是民族（ethnic）没错。唯“中华民族”不是民族，在想象这个概念的所指是时我们看见一个个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人，（经常地）身着各民族服装，站在同一面国旗下或者长城或者别的地标建筑前面，（有时候）身后还能浮起一轮红太阳或者一条龙。但当这个想象中的仪式散场时，这些人面面相觑，汉族人发现黎族人那么黑而维族人那么白，而就算同是汉族“同胞”，北京人也根本听不懂客家人讲的方言，尽管后者是中华早期王朝的遗民。

      “中华民族”对应的英译只能是Chinese natio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Chinese people仅能指中国人，Chinese ethnic 又像是在说汉族。“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想象，基于我们对现在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和我们每个人国家公民身份（有中国国籍的人）的确认，更源于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和文化积淀。只有这样，一个文静瘦弱的闽南小伙子，见到热情奔放的维族姑娘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意识：“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然后，“祖国真大！”

      例外地，海外华人也同样被认为是“炎黄子孙”，但有趣的是，被认同的“海外华人”只有海外汉族人，说明这只是一种汉族自身的血缘-语言-文化认同。我们从不认为国外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缅甸的掸族、泰国的傣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同胞，也不从不会把那个改宗伊斯兰教并打下地中海世界半壁江山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原西北边境的突厥汗国联系起来。

 

 

二、“中华民族”之诞生——印刷资本主义、语言革命、民族国家体系

       “中华民族”其实只有一百多年而已。这个词首次提出的时间和人物，和19-20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重合。“民族”本来是个日语词，翻译自“ethnic group”。首次将“中华”和“民族”连起来的是梁启超，他在1899年所撰《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1902年，他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显然，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古华夏族。其后，杨度、章太炎都使用过该词，不过是仍是指汉族，却给了汉族（一个以朝代命名的民族）一个上下五千年纵有八荒的想象。

      这种想象并不新鲜。在殷周时期，最初的想象是“华夷之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对自身的想象乃是基于文化的优越感，凡是文明人皆是我族类。“华族”世界被想象成了“天下”（其实我们知道，真实的夏商周王朝不过是散布在中原大地上的无数殖民城邦而已）。在王朝制时期，这种共同体想象变成了一种由都城辐射向四方边疆的网络，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时自然不会有本雅明所谓“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普通布衣的生活是停滞的，甚至循环的。编户齐民的税收徭役、庞大的官僚网络笼罩着整个王朝。普通人可以通过收税官的衣服来想象，还有和他一样要交税的其他人，以及现在是哪朝哪代什么年号了。

      但是在这种社会里，识字率也不会到达百分之一。读书人的共同体想象将深刻得多。汉字与基督教世界的拉丁文相似，四书五经的作用也与圣经相仿，他们都是浮在互不相认的各地平民方言之上面的“行政语言”。天南海北的读书人能够齐聚京城参加选拔考试，各地官员要定期轮调，海南人可以到中央做官，四川人也可以去福建做官，这使得文人对王朝共同体的想象尤为深刻。而除了住在天子脚下，老百姓对走马灯似的王朝更替并不会太在乎，更不用说那些帝国边疆地带不识汉文的“少数民族”了。

      然而，伴随着近代化的炮声，三种因素将导致这种王朝的共同体逐渐解体，进而催生“中华民族”（nation）的新想象。

      第一、是印刷资本主义和政治动员的滥觞。与西欧不同的是，最初的出版物不是资产阶级为了赚钱制作的，而是知识分子们为了政治诉求创办的。这就是甲午之际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万国公报》《时务报》。报纸的对象是士大夫和读书人阶层。汉字是通行全国的行政文书，因此，尽管康有为说话会带广东腔，但广州、长沙、上海、北京的读书人都看得懂。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党人的书籍、传单、报纸渐渐从檀香山、东京、槟榔屿传进南方。为了扩大影响，他们逐渐不再使用文言文，而是更充满了西洋（更该说是东洋）味道的文字，更贴近口语以便利于喊口号和动员的语法。（我现在还没有精力举出文本来分析）。

      同盟会成立后，“民族主义”被写入章程，最初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指驱逐满人，恢复汉人江山。（孙中山早年是“洪门”弟子，这里按下不提）直到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改换民族政策提法为“五族共和”，并设立部级的蒙藏委员会。至此，他承认了满族人也是“中华民族”一员，“满洲”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粗略的划定満蒙回藏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国境内的民族，并以五色旗示之。同时，竭力遏制大汉族主义思潮。

      第二、是新式学堂的设立和“双语知识分子”的产生。学校教育始终是政治意识的温床。洋务运动和“新政”期间，新式学堂在科举以外的轨道上铺展全国，留美、留日幼童一批批出国，及至后来科举改试“新学”，及至最后废除。各所新式学堂得以在全国自主招生。就是这些学堂培养出了所谓“双语知识分子青年”，他们既掌握了汉语，又至少通晓一门外语，以致能把国外动向世界秩序——包括下面我们要说的对“民族国家”模式的认识——传达至国内。第一代知识分子梁启超通晓东西洋语言，孙中山至少会日语，宋教仁、黄兴至少会英语；第二代，胡适会英语，鲁迅会日语和俄语，李大钊会俄语。正是这些会双语的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国语言革命的巨澜。

      印刷资本主义和双语知识分子的结合，掀起了近代中国轰轰烈烈的“语言革命”。对，我指的就是“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造运动”，它们还远涉更早的“诗界革命”“史学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前说过，旧中国群众识字率低，老百姓只会讲方言，不一定懂得“行政语言”。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造运动，正是把群众的日常语言赋予了可供印刷复制的地位，让只应用于一小部分人的陈旧的文言文逐渐退出舞台，让更多的人（至少是城市人）能够读懂报刊书籍。一旦他们能够读懂，上海市民在报纸上读到了广州的新闻，北京市民读到了天津的新闻，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油然而生，生活不再是一种面朝京城的停滞状态，而是和全国各地的人共时地，穿越漫长的时间。

      这种语言革命中塑造了“第二种双语知识分子”，他们是虽然不会外国语，却能同时懂文言文（旧官话）和白话文（新书面语）的人。这种人比第一种要多得多，广泛得多，他们中的青年佼佼者，后来成了中国大革命和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领军人物。毛泽东好读二十四史，善写近体诗词是妇孺皆知的，他的诗词呈现出文言文和白话文杂糅的特点。

      但是，白话文运动仅仅是汉语的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新想象也只是汉语对汉族自身的新想象，少数民族语言里没有“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藏语里，汉族和中国人是同一个词rgya mi；维吾尔语的“中华民族”是jungxua milletliri，只是汉语的音译。蒙古语的中华民族是doomd in wended ten（族民华中）也仅仅是音译，没有本民族语言的意义。因而少数民族对汉人所谓“中华民族”的认同十分值得怀疑。

      第三个因素是外在的，即帝国主义送来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压力。传统王朝是由中心向四方辐射状的，在没有现代制图的条件下，边界一直极其模糊，至多以地理做界。在边界之外，是传统的宗藩体系的东亚秩序。而近代以来，沙俄轻易割去了千里无兵的黑龙江以北，英国、法国和日本分别攫取了清朝的传统藩属国缅甸、越南、朝鲜和琉球。世界（天下）不再是从中心向边界延伸，而是一个一个块状物体摩擦挤压的空间。双语知识分子们带来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观念（所谓“世界民族之林”，不如说是“民族国家之林”），因而他们认为“中华民族”也应当有自己的民族国家。那是种确定领土边界、确定人口、由基本同质的“中华民族”建立的共和制国家。后来的中华民国正是这样建国的。

      列强的压迫先把中国的藩属变为他们的势力范围，进而又把这些藩属变为殖民地，而要求把中国的边疆变为势力范围。因而，清末民初，受压迫的中国政府一直对边疆采取“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即把对边疆地带松散的驻军、委任、册封、派驻大臣的松散管理，转变为和中国内地一样的直接统治，如设置新疆省和台湾省，割裂内蒙古为察哈尔、绥远、宁夏。这就是拉铁摩尔所谓“亚帝国主义”，是对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回应。这些在甘肃、青海、内蒙古、四川云南边境都在进行，还没来得及铺展到外蒙古和西藏。

      1911年12月，沙俄策动库伦活佛建立“大蒙古帝国”，归绥的内蒙古西部王公通电全国反对库伦，并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袁世凯也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中华民族”不再是梁启超和孙中山那里专指汉民族的词汇，变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同义语。

 

 

三、“中华民族”想象的模塑——文学、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衍生品，可它究竟凭什么力量使人不惜流血牺牲去捍卫一面旗帜、一寸土地或者一件文物呢？一个没去过青岛的青年血书“还我青岛”；无数学生因为“东三省”——这块地方在民国初年才被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独立”不惜挨枪子上街游行；一个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去过达旺或拉达克地区的汉族人为了边界划定而大动肝火。

      依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分类法，19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共有四波：美洲殖民地的公民共和民族主义（美国、西属拉美）、中东欧的地方语言式群众民族主义（捷克、匈牙利、芬兰）、王朝制帝国重型官僚化的官方民族主义（普鲁士、奥地利、日本、泰国），以及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支那）。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主义，依赖双语知识分子，吸收了每种民族主义模式的特点，在建立民族国家后，群众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一直交错成长。

      剪了辫子，穿了棉纺衣物，当一个人发觉他不再是汉人、满人，也不再是大清子民，而是一个“中国人”时，是需要一个接受过程的。无论清朝民国人们都是要吃饭穿衣买东西的，那么在日常生活里怎样做才能标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只有吃中餐，穿中国布料，买国货，说国语。于是，小到包子麻花毛线衣服，大到汽车飞机轮船，通通都有了国籍。“国货运动”在1920-30年代的内地如火如荼，一个中学生在大冬天里不敢穿母亲寄来的毛衣，只因为毛线是日本产的；一个学生会主席要挟商家，如果不给好处就说他的商品是洋货，号召学生们一致抵制；一个服装商人提出了判定“国货”的四个标准：材料是不是国产、工人是不是中国人、老板是不是中国人、投资方是不是中国人，于是得出结论，中国人也是可以穿“西装”的。（见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创建》）为日常用品标示国籍的行动错综纷乱，人人争做中国人，而每一方都想保护好自己的利益，每一方也都试图为“国货”提出标准和解释。每逢国际纠纷，群众民族主义便一波波的扩展到去标识新的消费品，直到足篮排球、手机、家用电器、超市还有电视剧，这些我们都记忆犹新。

      在官方民族主义方面，我仅沿着本·安德森的思路，简单地举四种塑造“中华民族”的机制——文学、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文学。有一种诗歌有着强大的力量，能让人把远在异地互不相识的其他人想象成就在眼前，想象成“同胞兄弟”，这就是“国歌”。尽管歌词就艺术上来说并没什么美感，每个国家的国歌的曲调也都称不上优美，但它就这么神奇。同样神奇的是各种爱国歌曲，我父辈爱唱的雄浑的《歌唱祖国》《我的祖国》《龙的传人》，以及邓丽君柔婉的《中华民国颂》。升国旗仪式，或者在观众席上的万人大合唱，和远古时期慎终追远的祭祀仪式同样震撼人心，“在场的所有人都和我在做同一件事”，跟可以想象“电视机前的同胞也有着和我一样的心情”，共同体的想象瞬间完成。一旦我们抛开一切文化因素，看着一群人对着“一块红布”注目唱歌总归是一件荒唐事，无论这块红布上画的是五星还是青天白日。

       在民国时期，除了党歌国歌，政府无法干预文学；而在共和国时期，以政策为指导的大规模的文学艺术创作一度席卷每一座工厂、学校和生产队。“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是文学的主旋律，这其间自然渗透着国家民族主义。如《北京的金山上》（少数民族向首都和领袖）《开国大典》（中华民族的解放）。知青岁月之后，《在那遥远的地方》《穆斯林的葬礼》等等“少数民族”题材，唤起人们对那个中华边疆的想象。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更从娃娃抓起，如《我爱北京天安门》（首都和领袖）、《小燕子》（南方和北方）、《哇哈哈》（祖国和民族），以及每一本小学课本要学的，“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从昆仑到南沙”。潜移默化之间，一个出现仅不到百年、正在蜕变中的、刚刚形成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变成了有五千年历史和（约）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祖国（motherland）”这个词，在中外文里一样温情脉脉，她唤起的家庭亲情驱使她的“子女”不惜生命保家卫国。问题是，我们经常错觉的把一个政党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当做祖国，乃至“庆祝祖国六十岁生日”；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曾经“我把党来比母亲”，也不怪当“共和国”是“祖国”。

      人口调查。对全国人口的普查统计自古已有，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家们也做过深入的田野研究，但真正全国式系统化的普查和民族识别只有在政令统一国内和平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如是我们有了“56个民族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的习惯思维。只要稍微细心，我们就能发现这个提法的简单粗略，它把我国境内73万“未识别民族”的国民和加入近千的中国籍外国裔人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这其中包括八甲人、僜人、格鲁人、摩梭人、掸族、图瓦人等等族群，以及土生葡人（澳门葡人与汉人的混血儿）和犹太人。他们与现有的56个民族，或是语言不通，或是生活习惯不合，或是语言宗教相同，但是文化却迥异，以致无法归入56个民族。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上报的各种民族名称多大400个，云南省就有260个；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确定了“最后一个少数民族”——基诺族。“56个民族”正式形成。民族识别的原则是不照搬苏联区分“民族”和“部族”，一律识别为“民族”。四次人口普查中间，民族识别、民族归并、单一民族申请和民族身份修正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比如，一些从中原迁徙之后长期与少数民族杂居的群落仍被认定为“汉族”；图瓦人语言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同属突厥语族，由于长期为蒙古部族统辖，归为蒙古族；掸族与壮族及布依族同源，语言相通，分布在中缅边境附近，通用缅甸语，部分人被归纳为布依族或壮族，也有人被归为未识别民族。格鲁人说嘉绒语，分布在四川阿坝州、雅安地区、甘孜州，11.69万人，文化为汉藏间过渡态（不信达赖，以致五十年代达@赖去做动员时被撵了出来），被归为藏族；僜人多住在藏南近麦克马洪线边界附近，人口大约2000人，他们积极向中国政府申请重新识别，成为独立民族，但因为中国结束民族识别政策以及该人群人数过少，计划最终告败，仍属未识别民族。

      人口调查和民族识别，是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对自然民族的人为划分，具有鲜明的“人造”痕迹。但是，民族成分一经确认，就很难再改动，尤其是那些原本仅有口语的民族有了文字之后。语言已经印刷机的机械复制和语言规范出台，就不再会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有20余个少数民族是由政府帮助创立了文字（壮族就是采用创立的拉丁文字）。一些“羌族人”、“满族人”，在新中国后才突然发现自己属于羌族、满族，但在户口、升学、档案里全要这么写，久而久之也就认同自己是羌族、满族。

      同时，国家每年不遗余力的推广普通话（“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讲方言就不文明了？），不但汉族人（一个山南海北操不同方言的民族）必须学普通话，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开设双语教育。“普通话”，其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然语言，仅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以“语言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为语法规范，创立出来的民族间共同语。（中华民国的“国语”与此性质相同）它也是“浮在零碎的方言之海”上的“行政语言”。但是，得力于印刷资本主义，这种新语言不断地复制普及，“识字率”（简体字）不断上升，它终于固定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对于少数民族，学会普通话，打开了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中国中央求学、任职的门路。

      地图。国界线，是一条在现实自然风光中根本找不到的线条，却能隔开两个国度，又有多少爱国志士为了一条国界线抛弃青春和生命。在精确测量和现代制图法出现前，地图大概有两种：一是天圆地方的宇宙想象图，一是行军打仗用的山川阵型图。就是后一种务必精确的地图，也是极不精确、仿佛一个人平视看到的、宛如山水画的地图。人们没有那种从高空鸟瞰大地的想象力。现代地图的赋予人们新的世界观，“中国”不在中央，而在世界的东方（当时地图以欧洲为中心）。然后，原本的“表里山河图”被画成了一个一个的彩色色块，中国通常是蓝色（民国）或红色，英国是玫瑰红，法国是罗兰紫，荷兰是橙黄，俄国是土黄。在色块与色块之间，蜿蜒的边界线标识了国家主权的范围，成了每个国家誓死扼守和争夺的地界。

      民国的人学会牢记国家像一片“秋海棠叶”，新中国时人学会提醒自己国家是一只“一唱天下白”的“雄鸡”。须知，地图始终是人画的，政区地图的画法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在大陆的地图上（与其他地图不同地），你从来不会看到“麦克马洪线”被画成中印实际控制线，不会看到“福摩萨”被标识成蓝色，不会在2005年以后的地图里还找得到国家“锡金”，不会在民国地图上看到半独立的西藏，同时，一个没有解放军驻守的岛礁“曾母暗沙”被用大字标识在文莱国旁边。在历史地图上，一片仅有几座西汉军事要塞的天山南北被画成和汉朝一样的颜色，吐蕃和南邵虽与中原不同色，却被一个大国界框框了起来。在战争地图上，红色与绿色分别代表了“我军”和“敌军”，尽管“我军”一直是一个政党的军队。

      地图并不是对自然现实的如实描绘，恰恰相反，人们常像画匠一样，希望按照地图的模样，把现实土地刷成和地图里一样的颜色。如果没有现代地图，中国人不会为“秋海棠”变成“雄鸡”的扼腕惋惜，不会认为唐努乌梁海和山南地区是“走丢的孩子”和“割下的肉”，不会觉得“香港（英占）”“澳门（葡占）”乃至“台湾（日占）”的字样是那么乍眼。这些都是因为一种直观的视觉经验——“这些地方在地图上居然不是红色的了”。地图产生后，地图上的色块自然有了国籍，成为海峡两岸青年互相指责对方政府“卖国”的工具。而用今人画出的元朝地图来宣誓对西藏的“自古以来”的主权（当时根本没有“主权”概念）也是时空错乱的。

      政区地图更以其单一、同质、简约的特点，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国家符号。在朝鲜、塞浦路斯等分裂的国家，政区地图的色块被印上国旗。“雄鸡”的图案也登上了中国人民政协的徽章。在台湾，番薯形的台湾岛图案被刷上绿色，作为民进党党徽上的符号，象征他们对“台湾本土价值”的不懈追求。

      博物馆。博物馆展示了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对自我历史的想象。在革命博物馆里，展示的是近代“中国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政党、军队和群众用过的衣物枪炮，一幅幅展示苏区或解放区生活的照片和展板，甚至模拟战场的环形影院，还有（至多是）“我军”缴获的“反动派”、日伪军和美军的武器装备。当然，在博物馆里总有一些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比如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比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惨状，比如“南昌起义”时“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博物馆为参观者重新书写了历史记忆，这里一个国家混沌的蜕变史变成了一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而执政党就是革命的领导者。怎样让一个新型政党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呢？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做过的，在博物馆的历史叙述中加大抗日战争的篇幅，强调自己“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指责对方是外国“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傀儡。

      在民族博物馆里（比如说南宁），陈放着生活在广西境内的各家“少数民族”的服饰、生活器具、手工艺品和交通工具，真实的或仿制的。这些除了说明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色彩斑斓的地方，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另外，只有南宁才有资格设立这样的“广西民族博物馆”，隐喻着“南宁”（一个汉人建立的城市）理所应当是这个多民族地区的中心。

       在历史博物馆里，许多年代久远失去功用的遗迹被当做“祖先”的文化，以为一个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寻找悠远的文化血缘。而当今的民族国家是这种文化遗产当仁不让的继承者。兵马俑、长城 、天安门是几个最常见的遗迹。兵马俑与现代西安人可有关系？长城现在还能冒出狼烟吗？天安门里还住着皇帝吗？都不是。在使用这些遗迹时，它们早就被符号化了，它们必须是无人的、停用的而且完整的，以便干干净净地变成“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再机械复制到世界各地。比如奖牌上的长城、国徽上的天安门，总是那样简约美观。同样，在博物馆里有些历史是看不到的，比如天津博物馆海陈天津市在上世纪之初开风气之先领航现代化的气度，然而却能不提就不提这些成就的缔造者——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