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星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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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Auschwitz noch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泰奥多·阿多诺，《文化批判与社会》，1951


这是一篇随想录，与一位老人的《随想录》一样，写作它不是为了评价什么，而是为了
解剖自己。一年前，有什么想到了却说不出口，一年后，有什么淡忘了却不想记起。这
就是我的忏悔。


大难之后没有诗歌

2008年5月，我开始担任南开书屋的版务，那时外网关闭不久，板上人气还不错，可“抵
制家乐福”的无名火已经烧走了板友一半的诗情。12日中午，我做好并提交了web进站画
面，意在提升人气。而接下来发生地实在太具讽刺意味。

得知地震发生时，我还在老图书馆自习。当身边的同学焦急地给四川的同学拨电话，我
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晚上回来，那破天荒的央视24小时滚动直播已经开始了，校园网
络电视也开了四川卫视，就这样，大三课少的我守在电脑前，开始一天天被灾情轰击
着，嗓子开始发干，身体开始无力。

与此同时，书屋板的人气开始急剧下滑。我想别人和我的感受必是相同的：发生这样的
事情，谁还有心情看书呢？谁还有心情写原创呢？我们想知道有多少人受灾，有多少人
还有获救的希望，救援部队还有多久才能到，这场地震是不是可以预测的……我们翻开
地图，费力的在一块绿色的四川政区图里找汶川、北川、都江堰，甚至不知地图上几毫
米的地方其实是要走几天的崎岖山路……

几天里只有几个板友贴出了一些忧愤的诗句，这令我想起穆旦，想起艾青，而更多的只
是无言。我曾闪念想过操作一下这个悲情议题，比如寄语，比如悼念和慰问的诗歌……
然而摸到鼠标就失去了力量。我做不出来。我想知道我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因为还有
人活着。

我在朋友那学到了阿多诺的这句名言。他不赘一字的道出了人类文艺的底线：只有先生
存下来，才能休闲娱乐和创作；此外，绝不可能眼看到同胞死难，而自己能忍下心去附
庸风雅！尽管你可以想起废墟里的书包，教室墙上的血痕，翼护孩子的母亲，想到伤
痕，想到肢体，想到断壁残垣，但你联想不出这有什么美感，你无法为了描述它们而遣
词造句！你，没这个勇气。

然而我的朋友开始为难了，因为他不得不勇敢的下这个笔。因为院里要举办一个诗歌朗
诵节目，找了一位老师两位同学作诗咏怀。他被安排必须为这场令生灵涂炭的大灾难写
诗。最后诗是写完并朗诵了的，用词曲折，我听出是为自己的“野蛮”而内疚。而另两
位朗诵者没有这么想到这一层，这并不表示她们“野蛮”，她们的诗歌是毫无修饰的呼
喊，对姐妹，对孩子，对母亲。

我一位北大哲学系研三的师兄，在从灾区回来后跟我说：“不谈哲学了；人死了就是死
了，没有哲学。”

然而，还是有人为大地震带头写了诗，他的诗也着实火遍了全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
谁，他现在还忝居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文艺观，可以让一个人扭曲
到，骈文排律，将自己遇难同胞的魂灵，献祭给一个政治组织？！当neversay问我对他
有什么评价时，我只能咬牙挤出两个字：奴才！

优雅的围观者

年轻人醒来了。

12日当天下午，我的同寝急不可耐地冲我喊：“我们去四川吧！”这让我出乎意料，在
往常他一直为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而倍感沉闷无聊，盼望着什么事情爆发，就像我也曾
幻想过2005年台海危机升级我们没法高考。这时他出奇的亢奋，语气就像他在上一年平
安夜事件里头一个爬上小白楼顶。可他的神情不一样，绝非好事之徒幸灾乐祸，这是隐
藏不住的。

我虽然看新闻看得躁动，却没想过去四川。我也不觉得当时我有那么“理智”，有“不
给灾区人民添乱”的考虑。那是什么？懒惰？吃不了苦？还是见不得那场面？我想过我
排长队去买票，然后坐两天火车，想到去到成都看到人心惶惶，迷路了碰到余震。想过
我在灾区可能目不忍视，可能笨手笨脚，可能嫌脏怕累没耐心照顾伤员。还有就是，我
不愿意用一个好奇的观火者的心态，觉得一定要去一趟现场才圆满。可是可是，坐在电
脑前看新闻，难道不是一种好奇的围观吗？

这其中，还有纷乱的谣言而谶语。除了那个关于福娃的神神叨叨的话，还有一段话在QQ
上广为传播，说地震是中国巨龙腾飞是拍下的一掌。语气甚是热血沸腾，转发了好几个
群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有什么好说的，我不爱说别人脑残。

捐款开始了。最初行动很无序，各学院自设捐款箱。直到校团委介入，捐款有了统一领
导。随后团委旗下的各个社团也开始立捐款箱。走过三食捐款台时我毫不犹豫的掏出
了100块。可我不像我的一个朋友，他掏出100元后说：“50块给灾民，50块养活贪官污
吏。”至于那些彩色纸片和留言簿，我实在没心情。学院里的捐款我也去了，当看到捐
款箱旁边居然还有登记簿时，我皱紧了眉头。上面赫赫的有从老师到学生的签名和捐款
数目，我没心情细看，想它应当和许多单位的捐款登记簿一样，职位的高低和捐款的数
目是成正比的。大地震一周后，校团委举办了赈灾义演，我没能去，因为没心情欣赏歌
舞声乐。据去过的同学说，表演没开始，进行曲先响起，三个干事捧着捐款箱从第一排
开始向逐个观众募捐。当时欲说无言，但这确令我想起一些街头把式演了一半就敲三声
梆子转圈收钱。

自愿献血的同学正苦于找不到接收点。献血我是不会去的，不仅是我从不相信献血有益
健康的宣传，而且我很会为自己找理由：留着好身体做更重要的事。后来天津血站说他
们并不缺血，等不够用了再捐也不迟。

救灾还没结束，有位四川教师在博客里写道，只能为他女儿才能牺牲自己。可人们不关
心这个，人们谴责他怎么能在地震发生时只对学生喊声“地震了”就第一个冲出教室，
而且大言不惭的写出来。我没去评价他，因为我没觉得我骂过他之后心里就会好受些。
在骂他时我有足够的理由高高在上，我可以说你怎么配身为人师身为人父，我还可以上
升到文化层面说什么中国的道德底线失守了，我还见过有人说这是什么精英和自由主义
者原形大曝光……我想得出很多辞令，而且如果骂过他了，我就会和许多人一样，心安
理得，道德高尚，是个好青年，而且跟广大人民和主流价值观站在一起……但是我骂不
出口，我在想如果换作我，我也会先逃跑吗？

生命就悬在那一扇门。我有没有勇气先掩护好女同学先走？或者在慌乱的人群中间大声
疾呼，看着他们在门口挤成危险地扇形，自己躲在最后？或者我也会用尽力量把力气小
的人挤倒后夺门而出，然后海阔天空的盯着教学楼门口，念着盼着自己熟悉的面孔也安
全出来，而不去想自己是不是刚刚撞到他踩到他……

如果是逃命，我又能说自己是为了谁？又能说出自己甘愿为谁牺牲吗？

围观他人，真的比较轻松吧。

国家不幸诗家幸

大救援开始后，我为我的老师和我衷爱的媒体捏了一把汗。就在两个月前，他们自由主
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遭到众多人士扣帽子和谩骂。我在担心些什么呢？在我的印象里，
他们就像美国“扒粪运动”里的《麦克卢尔》和斯蒂芬斯，无畏而又近乎偏执的要救出
这个社会的黑幕。他们的存在和壮大都是靠着与体制的对抗，他们以带中国走过“历史
的三峡”为使命，他们四处出击，勇敢无畏，但好像是在印证一句老话：“国家不幸诗
家幸”。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地震发生后，他们笔锋一转，开始悲天悯人，为黎民受苦而哀
鸣。这证明了我这半吊子的自由主义常识不过是些经过包装的自私。他们没有哑口无
言，没有因为灾难必须依靠举国体制的救灾动员就无处下笔。而我为他们担心，还不如
多为自己担心：你为什么那么偏执地希望看到和传播黑幕，还妄想以此成为“社会的良
心”？你只不过适应不了生活，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孩子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你又
为社会做过什么贡献？

然而转念一想，即便是灾害非常时期，可以操作的选题也实在太多了。正面的，可以赞
扬新闻公开，赞扬开放国际援救，故意放大志愿者和民间社团的救灾作用；反面的，可
以挖校舍的工程质量问题，挖领导有没有先走，挖救灾物资有没有按量发到……媒体报
道很快印证了我的想法。看来这些媒体对我的“思维训练”起了成效。

除了那位作协副主席，一位来自南方的评论作家也开始故弄鬼神。他提了“佛诞日”，
提了“天谴”，提了“受难者并非作孽者”。我敬鬼神可不信鬼神，从不想以鬼神之名
来评论现世生灵。或许这位作家在国外有很多信鬼信佛的华人同道者，可在国内，他在
那个群体里是不是少数呢？

我继续疑惑着。在悲天悯人之后，在灾害死亡人数尚未确定时，在每分每秒都在搜寻生
命时，他们开始追求一些空洞的象征，比如真相，比如降国旗。他们就是关心，国家，
到底能不能在这样的时候想普通百姓低头！他们要求一定要降国旗，这是他们从98年大
洪水到05年大矿难从未停止的要求。可在那时，地震才刚刚发生，怎么能为尚存一息的
灾民降旗哀悼呢？

旗终究还是降了的，媒体满足了。一场慎终追远的宗教仪式，感染着每一个人。三天
里，网页全是黑白的。细想起来，在经过了第一天的震撼之后，我有没有，为自己找不
到娱乐活动而发过牢骚呢？应该是有的。但那只是在心灵的最深处，一种对斋戒生活的
不适应，一种对持续压抑氛围的逆反，或者很简单，跟那个被谴责的“90后”一样，只
是因为玩不到网络游戏？还好我当时是不玩网游的。

不到半年，灾区重建还在继续，我想我已经把它抛在了脑后。哀悼日之后，原来敞开的
窗口被一一关闭，主流媒体上喧闹的是军方救灾的精神和不断被刷新的生命奇迹记录。
接着是奥运和神七。在下半年，我和许多人一样，回到了“扒粪”的思维惯性里。因为
那时有三鹿，有蛆柑，有天价烟，有猥亵幼女，有暴力执法，有羊叫兽，有许多“扒”
之不尽的话题……

一年了，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当时的震撼，我们的纪念是不是都攒到了周年这天？在周年
这天，有多少周年祭变成了周年庆？在周年之际，有多少幸存者，要把自己的创痛和已
成废墟的家园出卖给游客，看着他们惊喜欢呼的拍照留念，然后面无表情的走过。

地震过去了，可地震还在杀人。失去亲人的儿童，失去挚爱的丈夫或妻子，失去孩子的
父母，还有那些家人遭危却又不得离开岗位的公职人员，他们是不是得到了救助？

“国家不幸诗家幸。”包括我在内，该有许多人以旁观者的身份发文纪念吧，我不能再
想太多，但我必须对自己保证，在这篇文字没有矫情和谎言。

恍如隔世的援川时光

我与四川，终究还有一段缘。

7月，正准备赴京实习的我突然接到老上司的电话，校团委老师希望我能担任“南开大学
赴灾区服务团”的随团通讯员。服务团的成员都从南开大学“学生骨干培养学校”里挑
选，而“骨干学校”由来自全校学生会研会、党团干部和学有所长的学生精英组成。在
团中央、教育部的领导下，这样的“骨干学校”已在全国各大学建立起来，以培养“青
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次赴灾区实践，就是团中央组织全国骨干学校的一次行动。

接到电话后，一半激动，一半恍惚。最后我推掉了实习，决定前往四川。考虑到条件艰
苦，校团委没有计划派女生。20多名学生骨干轮番接收面试，最终6位院会主席同学成了
我的同伴，加上比我大一岁的带队老师，还有我，一共8人，组成服务团。在面试中，老
师例行的考察我：身体没问题、在乡下住过、在南方呆过、看样子吃得了苦受的了累。

途中琐事略去，蜀道风光记不清了，却记住了路过绵阳时每座楼前的帐篷。在川师大停
驻一晚后，我们乘车前往驻地，两位四川籍大学生加入了队伍。我们没能去重灾区，但
在同行的天津四所高校中，我们绝对是条件最艰苦的。四个半小时车程，大客车过德阳
市中江县，穿永安镇、龙台镇抵达柏树乡。这条公路也是几个乡镇唯一的街道。一路上
我们不断会让车辆，等待居民收好房前的摊位，在看着客车顶擦着一个个屋檐驶过。

柏树乡在一座山包上，两条小路通向山坳里的中心学校，那就是我们的驻地。

教育是柏树的骄傲，乡里并不富裕，但学校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一间电教室。它包括幼
儿园、小学和初中，还接受临近两村的学生。地震来时，老师们不顾安危救出最后一个
孩子后，幼儿园轰然倒塌。一座宿舍楼成为危楼，学生们不得不在操场的帐篷里过夜，
风吹起破烂的塑料布，里头一个孩子在读书。临近8月，孩子们在准备推迟了2个月的中
考。校长介绍，老师已经超负荷工作了，灾情不算严重，可孩子们就是静不下心。

学校分给我们两间宿舍。扫出蟑螂，赶走蜘蛛，再上山采购铺盖和蚊帐。在静静的乡土
中国里，乡民们注目着我们这群外人，以及身上“南开大学”的字样。我和同伴一台尼
康一台佳能，从街角拍起来。玩耍的孩子被拍时眼镜圆溜溜的，兴奋地微笑；五金店的
老爷爷给我指着70年老宅墙上的裂缝；瓦匠们在头顶搭起大网，一片片取下危房上的瓦
片……惭愧的是，我们每次采购都像要把这里拿光似的。

课业辅导、心理调适、生涯规划，这是我们在灾区的三大任务。抵达当天下午，我们就
给初一初二8个班讲解了生涯规划课程。当晚我奋战到11点半，给团中央网站的活动联
系处发去了通讯稿。第二天，那个我在稿子里提到的同伴接到了电话，一位清华的老师
说：你们是第一个开展实践的团队，你们好样的！

灾难的痛苦已经远去，这所中学成了我们都市人的田园诗。早晨听着学校的起床号起来
洗漱，上午学生们上课，我们洗衣服、打乒乓球、讨论；下午自习课为自己分管的初三学
生答疑和串讲，然后打篮球或者带着孩子们做拓展；傍晚提着相机出门上山，或者绕到
围墙外拍麦田边的野花，拍大堰里倒映的晚霞；晚上写稿子，顺便上上网，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