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星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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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距去年拉萨等地“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整整过去一年，我们也即将迎来西藏
民主改革和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首先声明我是一个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
国者，而对任何一个族群来说，生灵涂炭总归是不幸的。在时事激流之中弥补自我知识
的不足，冲破原本视野的局限，则是我所追求的阅读状态。

    我们小时候，尤其是男孩子，常看着大幅的中国地图而迷思，古代中国为何没有开
拓出更多的疆土，建立一个世界性国家。现在看来，答案要明了许多——因为它已经达
到了它拓展疆土的极限。明确提供这个答案的是美国学者 拉铁摩尔 完成于1939年的著
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唐晓峰译，凤凰
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阅读此书仿佛穿梭回一个蛮荒而充满历险文学色彩的古代国度，现如今政区地图上
面一个个平淡的地名顿时有了深远的意义，而那仅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事情。在那时，长
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被传统地认为是“中国本部十八省”。围绕着“本部”的四个
广阔的边疆区：满洲（东北三省及东蒙、热河）、蒙古（内外蒙古）、新疆（也称为中
属中亚或中属突厥斯坦）和青藏高原（西藏、青海和西康）。边疆（frontier）不同于
边界（border），它是中土周围相对独特的文明区域。拉铁摩尔不认为这些地方是所谓
“独立国家”。（“中国本部”的传统观念或许也是蒋介石不出兵东北，以及我们把七
七事变当作中日全面战争开始的原因）

    该书采用了修正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生态环境决定了当地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形态演化出不同的民族。而在地理环境的交界地
带，民族也变得错综复杂。例如在东北地区，南方小平原里驻守着汉人，东北部的森林
里栖息着各通古斯族，而西部的草原时常被蒙古人占据，在草原和森林的交界处蒙古各
部和通古斯各部（如契丹、女真）拉锯式的占领，而在东部与朝鲜半岛相连的森林里，
通古斯族和高丽族时常跨越边界彼此占据。

    同理，在新疆天山南北的绿洲里分布着岛屿状态的聚落，这里是汉唐帝国为寻找通
商道路而不得不征服和捍卫的地带，新疆的绿洲状态和阿姆河流域至咸海是相连的，这
里古代为突厥部族及其分支占据，故书里也把新疆连同现在中亚五国称为“突厥斯坦”
地区（仅表示地理称谓）。青藏的状况与新疆绿洲相仿，草原牧区为高山所阻，居住高
山峡谷中的部落控制着散布的牧区。

    书中认为，在古代，中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两种文明是不可能统一的。长城边疆
不同于西南边疆，云贵高原和中原一样使用灌溉农业，帝国边界可以不断深入，直达安
南和缅甸北部的森林。而在长城-阴山一线这不可能。帝国统治者曾尝试移民长城以北
（如河套）农耕，但由于地理障碍，这部分农耕区极难防守，且收益更多地为草原民族
获得，内地收益递减。为此，帝国的长城较之对外，更多是防止内地居民迁徙到域外而
资强敌。从东北的柳条边到西北的河西走廊无不如此。

    拉铁摩尔进而提出了中原朝代和草原部族的“双循环”模式。随着内地和草原的分
别统一，草原部落迁徙至长城沿线（如南匈奴、鲜卑、氐、东突厥、契丹、女真）甚至
越过长城。靠近长城的部落的收益远远高于他们远在漠北的原驻地，因而产生了“内边
疆”和“外边疆”的分化。部落发生分裂，南方部落因降汉或入主中原而汉化（并使中
原进入分裂和异族统治状态），或者因反攻、被驱逐而回到原驻地，在那里建立一个更
加“纯正”的草原部落，开始新的循环。现在蒙古境内的众多边墙，多是入驻长城后的
南方部落（辽、金等）修筑的防御北方亲戚的“长城”。这一学说极大丰富了单纯朝代
分合的循环模式。

    相似的边疆问题出现在英印帝国的西北边陲。在那里，英印帝国的政治边界和传统
地理界限的都兰边界之间杂居着众多小部族。印度继续推进则成本大增，而阿富汗的部
族也能时常侵扰边境（如近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盘踞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
印度的东北是西藏，英印侵入西藏山南地区也至喜马拉雅而止，影响西藏也是为了制造
国际政治所谓“缓冲区”，以稳定印度。

    在地理因素中，拉铁摩尔尤为看重近代以来铁路的影响。铁路不仅使分裂的东北地
区连为一个整体的“满洲”，控制铁路沿线也就控制了地区利益。面对帝国主义的紧
逼，书中称中国采取了所谓“亚帝国主义”的政策（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极
其反对称中国为“帝国Empire”，因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绝非殖民征服方式，但钱
穆没有提及汉族中国对边疆的统治方式，在那里确有些“帝国”的味道）（此帝国不是
指帝制或君主国），即在边疆被殖民主义侵占同时，自行把边疆“殖民化”（这里在下
篇详述），如裂内蒙古为察哈尔、绥远、宁夏，在西藏边陲设立青海省和西康省，联想
一下还有新疆省和台湾省的设立。这一称谓或许不恰当，但这种作为的确稳固了边防。

下篇

    迄今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无不纠结与两个互相缠绕的课题：一是民族-主权问题，一
是现代化问题。前者涉及民族/国家矛盾，后者涉及阶级/宗教矛盾。前者属于边疆史地
研究，近年已逐渐兴起，后者由于更加敏感而方兴未艾。

    上篇说到中原与草原之缺乏统一，然而这一问题被发源于中原以外的满族统治者一
定程度上最终解决。内蒙古青年学者苏德毕力格在《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
研究》中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发现，满清政府在击败噶尔丹之后不试图完全征服或汉化
蒙古和新疆，而是通过控制蒙古和新疆的上层王公贵族来间接地统治该地区。新疆16家
大族有10家被康熙迁入京师加以控制。而西藏真正纳入清帝国版图则应在1720年，康
熙帝册封达赖喇嘛并派遣驻藏大臣。这时，噶尔丹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刚刚重新轮回，
康熙帝废除了西藏摄政，使藏地政权政教合一。清王朝这种“一国数制”的体制维持了
一百余年。

    青藏高原的草甸和峡谷之间，游牧经济缓慢的发展着。最早的统一者却是来自最西
陲（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人，至7世纪拉萨王国崛起，松赞干布统一吐蕃。现在天山南
北和四川云南仍居住的藏人，即是8世纪时吐蕃王国极盛是留下的。拉达克、不丹和尼泊
尔也一度被吐蕃占领，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仍信奉喇嘛教。在安多（青海），则是传统
的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蒙古人从鄂尔多斯进入安多，可以轻易的威慑整个卫藏（今西
藏自治区）。

    宗教带来了一系列棘手问题。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等三宗在12世纪时已参与政治征
伐。13世纪宗喀巴推进宗教改革，借助忽必烈的力量使格鲁派（黄教）占据了上风。从
此，政治上蒙古征服了西藏，而宗教上西藏征服了蒙古。蒙古贵族开始改宗喇嘛教，出
现了众多活佛。（小说里金轮法王就是在蒙古的藏人宗教领袖）藏蒙之间这种关系一直
维持到上文说的清朝入关。

    国内出版物对于近代汉藏历史都不便说透，而海外研究又多偏见，由西藏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可谓公允的一套，可以大体了解近代西
藏历史演变。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和
中国人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明镜出版社）则从更深层透析缠绕西藏的两大
课题。

    在民族-主权问题上，王力雄指出主权体系和宗藩体系的冲突是西藏问题的起点。如
《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等书指出的，古代中央帝国作为宗主国接受周围藩属国的朝
贡，日本、朝鲜、琉球、安南、喀尔喀蒙古等。清朝对边疆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而
西方主权体系则认为“居者有其国”，不同政治体之间只能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随着
沙俄、英印和日本的入侵，西藏、蒙古、新疆、满洲是作为藩属、作为行政区还是作为
独立民族国家便产生了结构性冲突。

    在现代化问题上，《天葬》认为国体上封建农奴制、政体上政教合一的藏文明不得
不进行现代化，而现代化又肯定会动摇藏文明的根基。西藏将军曾试行过激进的藏政改
革，遭致贵族、僧侣的极力反对而中断。新中国初中央对西藏自治区已经做好了长期改
革的准备，然而青海、四川的藏族土司却在土改中被剥夺了土地，导致而西藏地方政府
的恐慌。西藏民主改革终结了封建农奴制，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这不容否
认。显而易见的，中国在西藏的政策并非“汉化”，而是彻彻底底的“西化”，也就是
现代化。

    近年最全面阐述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著作当是《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
战及其历史由来》（张植荣，北京大学出版社）。书里除了主要的四大边疆，还涉及中
缅、中越边界、中俄东段边界、南沙群岛和钓鱼岛争端。
  
    回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书的魅力不是叙述边疆史地，而是开拓了观察边疆
问题的文明视角。随着近日钓鱼岛和南海争端加剧，我也试着从“海岛文明”与“大陆
文明”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海洋边疆。

    多佛尔和加莱之间的距离不到台湾海峡的1/3，英法两国却文化迥异。在查阅一些资
料后我发现，自卫温发现夷洲之后，台湾岛成为“福摩萨”之前，台湾列岛一直孤悬于
大陆之外，与琉球和日本列岛构成西太平洋岛链。岛上原住民人种上属马来人，汉人迁
徙到岛上与其杂居。元朝时置澎湖巡检司于澎湖列岛，职责只是巡海和缉凶。明朝版图
里也没有台湾，至荷兰人有效占据了台湾岛西岸，后来的郑氏集团组织了大规模的迁徙
并移植了行政建制。当郑成功对荷兰人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时，这句话颇可玩
味。即便到了现代，两岸的分裂状态以及南海诸岛争端有多少“文明”的因素呢？

    推而广之，中国本部内的地域差异也造成了纷杂的文化差异。伍子胥谏夫差有“车
之国”“舟之国”的分晓。汾河河谷的晋人、华东大平原的齐鲁人、阴山边陲的燕赵
人、黄河冲积平原的河南人这些北方人，江汉平原的楚人、巴蜀平原的四川人、长江下
游的吴越人这些南方人，以及岭南的粤人、闽人这些现代南方人，其异质殊俗，当惊其
尚在一国之内。铁路修建和沿海开放后，海滨与内陆的差异也在剧增。从文明、边疆和
现代化的视角看，“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有了一些别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