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星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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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人分享筑梦的艰辛。

2008，中国人面对梦醒的彷徨。

这一年，并不像去年底我们期望的那样平平安安、和和美美。太多的普通中国人被历史的激流卷进世界舞台的中心，上演一幕幕悲喜较佳又耐人沉思的故事。

这些故事太悲壮，又太平凡，太豪迈，又太琐碎，令我们几乎来不及整理。当伊甸园的风吹起，我们也如本雅明笔下的历史天使一样，被迫鼓起翅膀朝我们背着的未来飞去，而那眼前破碎的废墟正愈渐模糊。

2008年留给中国什么？留给中国人什么？临近年终岁尾，这是我们必须反躬自问的话题。

国族与国家认同的重建

Nationism，大陆翻译为“民族主义”，而台湾学者译作“国族主义”，主张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作为一种近代革命和独立运动中兴起的思潮，它是要求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同时也成为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形态。

近 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多种因素的混合体。在托马斯·蒂利那里，民族国家是在战争过程中，由强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产生的。那是一种既有资本集中的城市， 同时又包含广阔腹地的国家形态。这种国家以严格而僵硬的疆界划定领土、人口和民族，在其境内只允许存在一个绝对优于其他力量的国家强制力（即政权）存在。 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趣于战争；在其他大洲，民族国家则产生于殖民活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历史形成的人口和民族边界，无法满足于民族国家僵硬的划界，这为民族 国家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在国族主义的概念中，国家范畴和民族范畴和必须严格对应。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国家真正是这样的“民族国家”。民族聚落与国家边界犬牙交错，加上人口流 动的频繁，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又都在努力争取它在其所处国家的政权中的位置，因而民族国家的政权也是多民族的政权。国族主义诉求与民 族国家现状的脱节令其发生了歧变：一种是谋求把国家塑造成民族共同体的国族主义；一种是谋求民族独立或自治的分离主义。前者通过公共仪式（公民宗教）、分 享政权的安排、意识形态灌输、符号和神话塑造，把国家建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后者则谋求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 文化和信仰的自然民族从其所在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中脱离出来，自立国家，或者在其所属国家内谋求更大程度的自治。

在今年“3·14事 件”以来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乃至媒体口水战，贯穿着这两种对“民族主义”的不同理解。西藏分离主义者企图谋求藏民族的分离或自治，他们的对立面是以 汉族为主体的北京政权；而爱国青年学生力图彰显“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对立面是分离主义者和“外国反华势力”。两者是不同的Nationalism，分属不同层面的斗争。南都长平的文章里把藏民族主义和中华国族主义并置，不仅遭到围攻，乃至引起公共领域对整个南都报系发难。

在 知识精英阶层发生分裂的同时，中华国族主义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海外留学生制作视频和网站反击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海外华人和留学生自发护卫火炬 传递，并号召国内民众捐赠国旗或前往助阵，但在旧金山和首尔的传递中仍然发生了与“***”支持者的冲突。在国内，青年再次展开了消费领域的“爱国”运动 ——“抵制家乐福”，以在中国精英失语的国际舆论中争取中国的发言权。

爱国主义（patriotism）是国内语境中对上述事件中情绪的一种称呼。然而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此含义尚有区别。“爱国”包括个人对其所生所长的国家（country）的忠诚，对同胞的认同，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作为美德的爱国主义是个人行为，能量巨大而并不伤人。但“爱国”的“国”（country），经常被置换成国家政权（state），或国家的符号和仪式（国旗、国歌、纪念碑、阅兵式等），这将对行动中的个人产生极大的外在道德约束。

在“抵制家乐福”运动中，抵制行为本身被标榜成为忠于国家的象征性行为，容不得人侵犯。在一些地方的超市门前，消费者和抵制者发生了口角甚至肢体冲突。而当 群众运动认为自身具有“爱国”的无比正当性时，也会疑问政府能否充分代表国家，进而质疑政府的合法性。迫使政府不断呼吁“理性爱国”来保持国内稳定。

    进入五月，风云突变。大地震把中国的形象由强势变为弱小。在国内，快速的新闻公开，迅疾的应灾动员，把每一个国民的神经牵到灾区前线。凄惨的电视画面激发 起人们发自人性本能的同情，“那里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人们争着赶去救援灾区，志愿者越来越多，血站的血液越来越满，“爱国”的喊声消弭了，而“爱国”的 内涵却得到传播。这样的“爱国”，不再有个人对政府对外国的情愫，而是纯粹的手足同胞之爱。中央政府也因尊重生命的竭力救援，赢得了新的合法性基础。在热 血与废墟之上，中国，作为国族和国家的认同得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