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8/16

    七十年前的“公民社会”理想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篇) - [星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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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前的“公民社会”理想
    ——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篇)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柏树乡,房屋全在丘陵顶上,每下雨时,雨水从乡东口一路冲下,几个拐弯后留到山下。走在唯一的一条街道上,三五相聚的乡民注目着我们这一 行穿着奇异、神态新奇的外地大学生。问卷调查中,老年人还是抱怨医疗报销的太少,尽管乡里有一座医院和四家药店。年轻的摩的哥们嫌乡政府的财政不够公开。 街另一头,盖起瓷砖小楼的住户们正为送走了一名大学生而扬眉吐气。

           我知道所谓“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调查除了教育我们,不会对当地人有何帮助。这只是全国所有“名实分离”的活动的一个。

           近乡情怯。回到故里,随父母出门闲逛,都要不断的和同事、同学、健身同人和店铺老板打招呼。我的“故里”是指我长大的公司大院,几个三级单位,30多栋家属楼,父母同事是都是同期毕业的同学,子女更是世交。俨然一个“熟人社会”。

           在柏树乡我的休闲之一,是坐在中学教室外给孩子们答疑之余,翻看节选本的《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把《乡土中国》又重温了一遍,最后在飞机上读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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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本位”还是“团体本位”

         梁公认为中西方的文化基础是根本不同的。欧美为“个人-团体”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

         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当比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更早,原理相通的。《释名·释水》:“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伦理就是“推己及人”从自己推广 到他人的一层层关系。伦理是亲疏关系,第一层是自己,然后是父母子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是宗族邻里,最远才是国家天下。《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也是这个次序。中国社会的基础,全在这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上。伦理本位的社会强调礼法尊卑。

         梁公认为西方人近代提倡“个人主义”,全是从前“团体本位”压抑过重的后返劲。等到个人自由之风太泛滥了,又提出个“团体主义”来。西方一直在个人-团体 之间摇摆。返观历史,的确如此。梁公说的“团体”应该就是Community,现译作“社群”“共同体”。西欧在古代有教会、领主对人身份束缚,中世纪末 期方有文艺复兴“人的觉醒”。1930年代经济危机,都出现了社群主义、国家主义。个人-团体本位的社会强调权利和义务。

         对西方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分非常重要,西方不是一直就强调个体解放的。但丁的人文主义在16世纪才出现,达尔文的演化论在18世纪,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则更晚,民主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在1960年代才普及妇女选举权。所以西方/自由社会的趋向不是必然的,社会发展的方向箭头是在近代才被人为加上的。梁公 抓住这一点,把西方和中国的区别本质化了,西方有团体和个人,中国则无,有的只是一层一层的关系。如费孝通所言,中国的“公”和“私”是个相对概念,关系近的是“私”,远的是“公”。西方人则把“公”定格在大共同体(民族国家)上面,国家一下的团体、个人是私,国家以外的外国也是私。

    “职业分立”还是“阶级对立”

         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维度,梁公谓之“职业分立”的社会。这和与他同时期的钱穆所谓的“四民社会”完全相同,即士、农、工、商。职业分立,各有归属。社会 里无论出身农民商贾,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士”(文官),没有土地的人可以经商,国家里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是开放的,故能构成一稳定的社会。

         在梁公理解,西方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他的理解可能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影响。奴隶主-奴隶、领主-农奴、资本家-工人等,社会上两大阶级截然对 立。一个阶级垄断社会所有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以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这样的社会极不稳定,两大阶级经常爆发冲突。

         很遗憾梁公没能按历史分期来理解中西社会的变化,再次将其本质化。他没有用它分析个人和团体的方法来观察中国社会。在钱穆看来,中华文明是渐变的,唯在“ 社会权利之渐次平等也”。先秦封建时代,贵族平民区分严格;到汉代有了察举制;魏晋时察举失效,中正代之,后来演变成门第社会;到了唐代,士族垄断被打 破,科举制推行,布衣皆有机会为官。士农工商,社会声望和权力是有差别的,也不是梁公说的各安其事的职业社会。

         在社会学看来,所谓“职业分立”的社会,其实是指一种常态稳定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能在阶层里上下流动,精英阶层可以不断从下层得到补充,各阶层相互配 合,各集团力量平衡,冲突可以在机制内得到解决。中国汉唐宋明的社会正是这种形态。国家通过考试制度保证人人都有做官的通道。在西欧,这是通过荣誉册封制 度,后来又是选举制度实现的。

         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不是常态的社会,而是转型期的社会。政治集团间的力量一边倒,一个阶层(阶级)垄断了权力,另一些阶层激烈对抗。这种社会里,阶 层间上下流动的通道闭合了。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统治阶级建立了健全的社会制度,即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体制化”为止。19-20世纪的欧洲,正处在这 样一种状态。

         对“职业分立”和“阶级对立”的区分,尽管不那么成熟,但总注意到了中华文化的特征。至于郭沫若之流把苏联的社会形态论生搬硬套在中国历史上,认为自秦至清是什么“封建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有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这是梁漱溟的著名论断。在传统中国稳定的文化结构里,只有一治一乱,即社会稳定的时候和社会失衡的时候。通俗的讲,只有有人做皇帝的时候,和人人想做皇帝 的时候,没有有人想做总统的时候。也可以用鲁迅先生的“奴隶说”来理解。治乱之间,社会本质不会变化。而革命就不同了,它要砸碎原来的社会秩序,重建一个 出来,它不要奴隶,也不要皇帝。

         Revolution是近代以来才有的词汇。一个名词,一种理论,只能是从其当下的历史环境出发的,社会有变化方有关于变化的学说。如斯宾塞之社会进化 论,马克思之科学社会主义。这些理论不仅描摹当下,更给用自己的推论寻找历史合法性,给社会加上了时间箭头,预言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 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权力为资产阶级和贵族垄断,工人在体制之外,革命经常爆发。于是他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到了1930年代之后,在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获得合法地位,社会党、工党可以上台执政,国民获得普选权,革命斗争便偃旗息鼓了。因为工人已经被体制化了,社会阶层的冲突已经可以 在体制内得到解决了。反观之,马克思何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五种形态?他那三卷本的煌煌巨著告诉我们,他只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

         当中西方人相会时,彼此正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其次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纵使没有西方入侵,梁漱溟也论及清代时中华文明正在丧失生命力,而西方文 明正在生龙活虎。(这点《白银资本》从经济角度也论证过)这样一相会,时间的错位造成文化错觉,使人以为中国文化就弱西方文化就强,这一错,就是150 年。




    下篇预告

    “礼治秩序”还是“法治秩序”
    教化礼俗自力(理性)
    向内用力  反省
    无为 与 自在
    乡约 自发共同体
    中共推动的现代化,在没有法治的地方推进法治,没有秩序,不存在有秩序才有的专制问题


    社会崩溃和文化失调

    近代思潮-自由主义 反近代思潮-社群主义

    垄断而不成 东不成西不就
    国权没人垄断,革命没有阶级

    中西结合之“乡土重建”

    国家权力之不存,从乡土重建礼俗   条件已经改变
    从乡村入手  忽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人和土地的腐蚀
    不能回家的孩子 落叶归根
    “从农业引发工业”农民合作
    出于自发
    理性团体

    “新农村建设”与“名实的分离”

    公社时期,中共的伦理建设

    保甲制度 米舍
    农村合作医疗  合作经济组织 金融组织  
    文明示范村
    行政主导  投资

    业主维权运动  公民社会

    历史上的今天:

    飘逝的稻香 2006/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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